从唐代碑刻的发展史，看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兼具普遍性与个性

前言

唐代碑刻这一文物群体是唐代书法及碑刻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唐代处于书法艺术发展的关键转折点，其时的碑刻对于中 国书法这一传统文化艺术来说，具有极 高的研究价值。

山西留存的唐代碑刻书法具有鲜明的时代书风烙印与中原书法特色，同时又因其独 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受到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呈现出独 有的书法面貌，兼具普遍性与个性，是碑刻书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瑰宝。

一、山西唐代碑刻发展的背景

山西地区拥有着深厚悠久的历史底蕴，历来有许多上古时期甚至远古旧石器时代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山西被发掘。运城垣曲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比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类人猿出现时间提前一千万年。

运城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器烧骨，是全 世 界至今发现年代较为久远的旧石器，也是人类较早使用火的证明，距今约180万年。临汾襄汾陶寺遗址所出土的文物，是中华上下五千 年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在之后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地区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秦统一六国后，在地方实行郡县制。

山西地区设太原、上党、河东、雁门、代等郡。汉元封年间，新置并州，辖太原、上党、雁门、定襄、西河、云中六郡。此时，山西全境属幽、并二州。于建安十八年撤销并州并入冀州。三国魏黄初元年，重置并州，西晋沿袭此制。

东晋十六国时期，西燕新置建兴郡（今晋城），隶司州。从西晋“八王之乱”直至北魏鲜卑政权统一北方期间的“五胡乱华”，山西地区作为主要战场的同时，也成为了民族融合、文化渗透的熔炉。

隋开皇二年置河北道行台，属冀州。时隔七年，又废行台而重设并州总管府。至大业三年废州制，设河东郡。其间，隋炀帝任李渊为山西河东道慰抚大使，山西之名遂始于此。

至唐朝，山西更是作为“龙兴”之地，以其特 殊的地位成为唐王朝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核心地区。武德元年，又废郡置州，设并州、蒲州、潞州三大总管府。贞观年间，太宗分国内为十道，山西属河东道，封太原为唐朝的“北都”。

中 国历史上唯 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祖籍即为山西，其掌权后对山西更为看重，定晋阳（太原）为陪都。可以说在有唐一代，山西一直具有特 殊的重要地位，使其经济、文化得到空 前发展。

直到北宋末年，金军入主中原。此期间山西境域无疑成为了三大政权间的主要战场，承受战乱的同时，战争的需求也促 进了山西盐铁业经济的极 大发展，亦成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的摇篮，使山西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南宋时期，山西全境处于金朝统治之下，不复以往之显著地位。可以说北宋灭亡是为山西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山西战略地位骤降，逐步退出中 国历史的中心舞台。

山西身为我国文物大省，出土碑刻数量众多，且不乏名家名碑。无论是纪事纪功，还是为政治、文化传播之用，碑刻都是极为重要的载体。

山西地区凭借其特有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地位，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并且山西历来都是中 国民族融合、文化碰撞的中心地区，碑刻数量自然极为可观。

二、山西唐代碑刻书法艺术

隶书萌芽于上古，始于秦，兴于汉。尤其到了东汉，隶书达到了较为成熟和兴盛的阶段，可谓上承秦篆，下启魏晋、南北朝书法以至唐楷，影响深远。

盛中唐时期，唐玄宗规模尚古，极为推重隶书，一时风气随之转变，学隶、书隶成为风尚，逐渐形成了出于汉隶而又开新境的“唐隶”，涌现出一大批精 品隶书碑刻。

晚唐书法转为颓势，已有衰败之象，碑刻数量本就较少，更无隶书名家可言。山西境内的晚唐隶书碑刻仅存晚唐之初元和七年一通，即稷山县《裴耀卿碑》。

隶书碑碣于初唐、晚唐近乎于无，而多见于盛中唐开元年间，开元前期隶书风格多近汉隶，中后期方见标准的新体唐隶书风；

未刻书丹者姓名、书丹者无书名传世两类可看作民间碑刻，将此类民间隶书碑刻与官方名家隶书碑刻相比，受书风流传规律影响，前者多承汉隶遗绪，后者则多发扬新体唐隶。

纵观唐代山西地区的隶书发展脉络，与宏观的整个唐代隶书发展是极 度贴合的，都存在官方和民间复线条的发展，也都是从传承汉隶进而一变盛唐新体。从隶书发展的时间脉络来看，山西地区也是与时俱进的，未有明显滞后现象。

楷书，是唐代具代表性的书体，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山西唐代碑刻中，也是楷书碑数量多，且艺术水平极 高。唐代楷书，多处于初唐欧阳询、虞世南及褚遂良、颜真卿等名家书风影响之下，在山西楷书碑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颜真卿作为唐代书法的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是中 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凭借其书法艺术成就开创了盛唐书法的新风尚。颜真卿被誉为“楷书四大家”之一，以刚健遒劲的笔法，宽舒方正的结构、正大磅礴的气势形成了极 具盛唐气象的“颜体”，开一代之新书风。

魏碑体，也称北碑体，属于北派书风。此种书风可以说是中 国书法发展史中从隶书转向楷书阶段的过渡书体。魏碑体与唐楷同为楷书发展史中的重要阶段，二者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同时也一直并存于唐代以来的书法艺术发展历程。

三、唐代书法面貌的重要体现

墓志作为碑刻中的一大种类，自魏晋之际实行禁碑政策始兴起，发展至唐代已基本定型并进入鼎盛时期。在唐代丧葬制度、孝道文化以及碑刻艺术平民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唐代墓志呈现出数量极多、分布散落各处、书法风格多样等特点。

山西地区墓志铭书法在唐代的发展，除字体、书风等方面的演变之外，志文的章法布局也出现了一 定的变化。贞元年间及至晚唐的山西地区墓志铭，出现了仅 有纵向界格而形成的竖有列横无行的章法布局，并且几乎运用于此时期所有的墓志铭中，形成一种墓志镌刻风尚。

墓志盖是墓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保护志文、记载墓主身份的作用，但多见传世墓志只保留志身，志盖佚失的现象，或与历代金石家、学者们看重志文而忽略墓志盖有关。

墓志发展至唐代已基本定型，此时期山西地区墓志盖多为盝顶式，也称覆斗形。其顶部平面为盔，用于刻写墓主官职、姓氏等信息。盔边的四个斜面为杀，竖平面为侧，一般用来刻画纹饰。

盛中唐时期，墓志盖纹饰艺术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玄宗时期始，墓志盖纹饰中就出现了大朵的团状花纹，并且经常出现的还有十二生肖动物纹饰，进而演变出着长袍、持笏板站立的人身生肖头的十二生肖纹饰等，使得唐代墓志盖纹饰获得极 大丰富。

此时期墓志盖还出现了两种较为特 殊的纹饰现象——铺纹饰及挽歌纹饰，铺，即在墓志盖的中 央位置刻画类兔、类狮、铺衔环等造型的纹饰。

山西唐代墓志盖中铺现象一般表现为盖篆八字，将“大唐”中“大”字省略，在九宫布局的中宫刻画铺纹饰，其中龙 头、铺衔环形象较多，挽歌纹饰表现为在墓志盖上刻写挽歌。

晚唐时期，山西地区墓志盖纹饰基本延续盛中唐纹饰特点。团状花簇、人身生肖头、挽歌等纹饰依然存在，并出现站立人物形象纹饰，与人身生肖头纹饰相比仅头部不同，着装或略有差异，或同样为长袍，手中持有笏板。

四、山西唐代碑刻价值体现

总体而言，山西唐代碑刻书法因时代、地域特色的影响，形成了承续古 法、锐意创变、推重二王，同时又都伴随着官方与民间书法复线条式的发展特点，从而造就了其独 特的精神风貌及书法艺术特色。

山西唐代碑刻承续古 法的特点在各种书体中均有所表现。在隶书碑刻中表现为盛中唐时期对汉隶的继承，此时多数民间碑刻隶书都呈现诸如《曹全碑》、《礼器碑》等典型汉隶的精神面貌。

楷书碑刻中的魏碑体风格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此类风格多表现于民间碑刻中，有标准魏碑体和隋风魏碑体两种。北朝碑版中增减笔画、异体字、隶书用笔等特点在此类山西碑刻中都有体现。

碑刻文字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于其较之纸帛墨迹文字保存时间长，其次在于碑刻文字所载与其人其事时效性关联较强，更具真实性，并且由于留存数量多，多可与史料互证或补史料之阙。

清代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是对山西地区碑刻文献研究的典型著作，将碑刻文字所载与诸多前世金石著录、史书、山西各地县志等文献互证来进行详细论述，其中唐代碑刻更是以其庞大的体量及重要的文献价值占据其中六卷的内容，成为研究山西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来源。

碑刻的文献价值体现是整个山西唐代碑刻文献的缩影，其余数百件唐碑所记载的文献资料更是极为丰富，其内容涵盖到唐代山西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文化、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对于唐史研究意义重大。

唐代的孝道文化与士族观念对当时碑刻繁荣发展起到了较大的影响，使得唐人在看重书法的同时对碑文的文采也极为重视，为了更 好的颂扬逝者的品德与功绩，并以此记述宗族发展来彰显孝行，唐人多会付以报酬来邀请文学大家或民间善文辞者来撰写碑文。

因此，唐代碑刻亦具有极 高的文学价值，受历代文学家、学者所重视。在山西唐代碑刻中，文辞精绝者比比皆是，多数撰文者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由于民间碑刻数量较多，所以大多撰文者都为民间写手，文名不传或未刻其姓名，仅存文章为后世人拜服。

总结

山西历来被称为“中 国古代文化博物馆”，在唐代时为唐高祖李渊的龙兴之地，又曾是唐朝陪都，留存了大量的唐代碑刻。并且唐代作为中 国书法史上的鼎盛时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转折阶段，此时期的书法艺术本身就具有极 高的研究价值。

山西唐代碑刻书法以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及时代风气，呈现出独 特的发展趋势与书法特色。作为重要的唐代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社会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是研究唐代文化的重要文献来源。